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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，后者就是前者的替补，一旦前者有谁出现问题，后者就会立马顶替上来。
加上后者大多都是文武双全的人物，在对外上也不至于软弱可欺，在战略眼光上，更可以说堪称世界一流。
唯一的尴尬点在于，前者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五六十岁老臣，最年轻的李长庚也五十有七了。
至于后者年纪也则是不小了，孙传庭和洪承畴都三十六岁了，吴阿衡和杨文岳、沈廷扬三人也三十四五了，最小的便是卢象升，但也有二十九岁了。
前者能不能挺十年都还是问题，后者虽然能保证二十年太平，但三十年后也成了问题。
目前来说，朱由检稍微注意的人有暂代兵部左侍郎的王家祯，文选郎中的范景文，以及被他关注到的阎应元，还有在翰林院编撰的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瞿式耜等人。
当然，这些人的年纪也比较大了，基本都是三十来岁，因此朱由检主要还是在意一直没有出现的堵胤锡、张煌言，以及……
孙可望……
“……”想到孙可望，朱由检微微皱眉，有一些沉默。
不得不说，单论理政能力，孙可望如果去些浮躁，那无疑是明末第一等级别的存在。
明末的云南，在大西军入滇以前，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，兵灾、灾荒和饥荒一齐降临，连绵不绝。
沙定洲之乱爆发后，云南人民流亡，饿殚遍地，社会经济完全崩溃。
孙可望治理云南之初，面临的是“民掘草木以食”、“饥谨病疫，死者八九”、“天灾流行，十死五六，病者枕藉相望，棺木殆尽，死者尽以席裹，埋之荒郊为厚幸”的烂摊子。
但是在孙可望接手以后，当年生产就迅速恢复，不仅养活了大西军和沐天波等人的军队，还使得云贵丰收。
不仅如此，在凭借三四百万人养活数万军队的时候，他还有余力开仓赈济百姓。
这前前后后，孙可望只用了一年时间，就使云南经济从总破产恢复到了“物阜民丰”的地步，“一年土产财赋，足供养兵之需”。
之后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，顺治六年孙可望就解除了“农民诸禁”，并在元宵节时大放花灯，景象甚至超越了明代全盛之时。
同时也是在这年，孙可望开始进行屯制改革，调整了营庄制中过于理想主义的一些规定，并调整了工商业政策和吏治，从而又迎来了一个丰年。
这云南军民“挥汗如雨，民富庶兵精强”，耕者有其田、战者有其食，使云南成为了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最好的地方之一，堪比江南。
甚至于孙可望在云南的成功治理，还对清廷统治下的地区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影响和吸引力。
顺治十年清军偏沅巡抚的幕僚丁大任在湖南就听说“滇中人民乐业，云南百姓恬熙，若不知有交兵者”。
连远离云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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