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阳与马明涛等人回忆，牧浩洋在制订战争规划时，首先做的就是对工业进行摸底，然后以军事需求量划分等级，以确定各个行业的重要性，而他做的这些事，在战时就是动员标准。

　　当然，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。

　　牧浩洋只负责制订总体规划，落实到细节上，以及具体实施，仍然是由杜小蕾领导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。

　　稳住了国内企业家后，牧浩洋还通过他的影响力，对周边国家采取了行动。

　　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，在十二月七日，牧浩洋以战争部长的身份，接见了巴基斯坦、朝鲜、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缅甸、孟加拉国、尼泊尔、斯里兰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驻华武官，首次向这些盟国提出，应该在工业生产上与中国同步，而中国则提供全面安全保障。

　　此后，牧浩洋还单独会见了印度的军事代表，提出了同样的观点。

　　虽然要到二零五三年四月份，即杜小蕾在北京召开“同盟国政府首脑会议”时，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经济整合方案，开始着手整合同盟国集团的经济力量，重新规划集团的工业生产能力，但是牧浩洋在此之前的举动，等于提前给盟国打了招呼，为杜小蕾在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。

　　当时，最值得重视的，正是集团中实力仅次于中国的印度。

　　虽然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，印度一下子跌落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，而且随后几年中，欧盟也没有像承诺的那样，帮助印度进行战后重建，反而利用重建，从印度获取了大量利益，但是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、相对广袤的国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，印度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实力。

　　七年间，印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　　别的不说，到大战爆发时，印度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，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，仅有百分之六十。此外，印度每万人享有的医疗设施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座增加到了三点五座。根据印度在二零五零年做的全国人口普查，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八岁，恢复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前的水准。在生活环境上，印度的人均居住面积由二点三平方米提高到了四点七平方米，人均日摄入卡路里由一千八百大卡提高到二千七百大卡，基本上摆脱了贫穷。

　　当然，这些粗略的统计数据还不能完全说明印度的变化。

　　根据国际机构在二零五零年做的统计，印度的基尼系数为四点二，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高达五点八。

　　这个数据表明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后的五年间，印度的贫富差距大幅度缩小。

　　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：印度社会逐渐趋于稳定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，而较高的受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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